［3］麦霍费尔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先后发表了大量的论著。
个别地方甚至还很尖锐，个人和公权力之间闹得很凶，有时还出现人员伤亡。另一方面，也要清醒地认识到，软法本身并不会使治理变得更随意、更容易，相反，从实践角度来看，对管理者来说，软法之治并不见得是更容易，而是要求更高了，可能还要更麻烦一些。
我们进行人权研究，当然要关注个案，尤其是典型案例，但在关注个案问题的同时应更关注整体问题的研究，要在典型个案基础上，更多进行类型分析和宏观把握，找出其一般性、规律性的东西。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过程、实施过程应该要多协商、更民主，不能一家说了算。因为我们国家过去是不太重视人权的，现在从上到下，到我自己，都需要进行人权的教育。这种思维逻辑，在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当中并不少见。我们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，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存在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关系，所以要制定一部法律，也不能套用西方的做法。
执政党的规范性文件、政协的章程、党派的章程、社会组织民间组织的章程和社团的章程等，这类规范很多，也很复杂，我们不能视而不见。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新想法，如果我们把这些章程纳入法的范畴来理解，那么它是符合法的要素的，不过它不是由国家公权力制定或执行，而是依靠自律、互律，依靠社会力量来保证实施的，这就属于软法的范围，软法的概念从这里就引申出来了。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过程中，法治社会这一领域的建设要大力加强。
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关系密切，20 年前您主编过一本叫《中国司法审查制度》的书，专门研究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，您能谈谈这方面的问题吗？ 罗豪才：欢迎你们。这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涉及一些司法体制改革方面的内容，这个需要好好地进一步来研究。我们与罗老师的这次对话主要关注他的理论研究，涵盖了中国司法审查制度、行政诉讼法的制定与修改、行政法的平衡理论、软法与国家治理、人权保障等多个议题。2013 年，中国高票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理事国，这既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保障进步的肯定，也表达了对中国在国际人权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一种期待。
您怎么看待这些提议？ 罗豪才：目前的制度确实还是需要进一步完善，这是肯定的，但是怎么改，改到什么程度，这个是要讨论的。我们人权研究会每年都组织召开全国人权研究机构工作经验交流会。
这些建议可以讨论，也可以先试点，然后比较哪一种方案更合适，应该在充分讨论和听取意见的基础上，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。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，审判不受各方面的干扰，甚至不受人大的干扰，先审判，然后人大才能监督，在这个过程中行政不能干扰，党委也不能干扰。现在在高校法理学的教材里，有的学者引入了软法的概念。那时我还不是法官，是北大教授。
《中法评》：还有观点认为，如果行政诉讼不提级管辖，就采用异地或是集中管辖，即指定一个城市负责某一片行政区域的案件审理。我们国家对人权的保障这些年发展很快，对人权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进步。西方受其历史哲学传统的影响，注重某一项具体人权的精细化分析和精致构造，所以很关注个案问题，而东方哲学是一种整体哲学，更关注整体性和一般性。2013 年10 月开始，清理工作进入第二阶段。
法治社会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是不同的，如何理解法治社会的建设？ 罗豪才：讲法治社会，重点是讲社会组织、社会治理的法治化，如果讲法治政府，主要就是讲政府机构、政府工作的法治化。结合这次修改来讲，我觉得，现在行政诉讼最大的问题是立案难，主要原因来自行政机关，但也有法院自身原因。
中国政法大学也利用本校优势，在人权宣传、教育、普及方面做了很多工作。罗豪才：西方过去在国际法上讲软法的概念讲得比较多，在国内公法领域讲得很少。
我们的采访将侧重您的理论研究方面。在日本的时候，我演讲了协商民主、平衡论，讲完就有人问了死刑问题，到法国也是这样。当初我们提出软法时，有不同的声音，有人发表不赞成的文章，说软法是跛脚的鸭子长不大，对软法持疑义，这是正常的，促使我们考虑一些问题，还是有帮助的。但是怎么兼顾？如何平衡？有什么手段？有什么办法？关键就是机制，平衡论的重要内涵应该就是设计出一些机制，以实现动态平衡。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新想法，如果我们把这些章程纳入法的范畴来理解，那么它是符合法的要素的，不过它不是由国家公权力制定或执行，而是依靠自律、互律，依靠社会力量来保证实施的，这就属于软法的范围，软法的概念从这里就引申出来了。所以，我们提倡研究软法，是要研究柔性治理，或者是硬性与柔性相结合的混合治理方式，这在某种意义上，也还是有一定针对性的。
又经主编和部分行政法教师和研究生反复修改，最后由主编定稿，完成了《中国司法审查制度》一书的写作。我们北大的软法研究中心是2005 年成立的，每年都要搞软法研讨会，现在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力，处于理论研究前沿。
20 年来，随着《行政诉讼法》的实施，建立了民告官的制度，培养了一批有理论素养、有实践经验的法官队伍，为中国法治进步作出了很大贡献。以司法审查为核心构造起来的行政法学体系，打破了以前行政法学教材二段论的写作模式和体系，把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紧密地统一起来，并以监督主体为主导，对所涉及的各种关系分门别类地展开论述，在体系的安排上比较简明、清晰和合乎逻辑，在理论上有创新。
一个社会如果只是靠硬性治理，靠警察，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变成警察国家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您怎么理解这句话的意思？ 罗豪才：我和我的合作伙伴宋功德在2006年合写了一篇文章公域之治中的软法，在《中国法学》发表，里面就谈到治理与软法的问题，这篇文章获得了中国法学会一等奖。
中国人权研究会也会一如既往地在人权保障的道路上坚定走下去，加强研究，增强在国际人权领域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性，增强人权自觉和人权自信，积极推动民间外交，共促人权大业。我们讲人权，强调保护个人权利，既要靠个人的努力又要靠公共权力的保护，不能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。保障各项人权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，中国人权保障实现了法制化。如果你讲管理论，那么你是支持一方、反对另一方，如果你讲控权论，也是支持一方、反对一方。
建设法治中国，不能单单是法律机构、国家机构法治化了、提高了，但是社会却脱节，社会法治也要跟上，这往往都是一个整体，不能说只重视一方面，而忽略了另一方面，还是要共同建设，一起推进，这样更科学一点。我们在社会法治化方面相对比较弱，老百姓的观念有待于大大提高。
所以这次《行政诉讼法》的修改，从实际来讲，就是要解决这三难，及时调整，更好地实现权力与权利的平衡。前不久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》、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》等相继发布。
《中法评》：罗老师，您刚才谈到北大软法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 年，用这个做标志的话，可以说您在8 年前就开始用软法的概念比较有组织地来研究公域之治、柔性治理了。也有的开玩笑说，你是为政协和党派作辩护，所以讲软法。
第一阶段工作完成后，1978 年以来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，有300 件被废止和宣布失效，共占总数的39%，467 件继续有效，其中42 件将作出修改。第一个案子我记得是湖南的汨罗法院，他们正式开庭审理行政案件，其他各地零零散散地也有一些试点。学员们先后学习了十多门必修或选修课程，听取了一系列讲座和有关实际部门负责同志的报告。我们进行人权研究，当然要关注个案，尤其是典型案例，但在关注个案问题的同时应更关注整体问题的研究，要在典型个案基础上，更多进行类型分析和宏观把握，找出其一般性、规律性的东西。
一开始立法的时候，只是想把这个制度赶紧建起来，也没有想那么多。这本书的写作，由学者与司法工作者结合，教授与学员联手，以教授为核心，边教学、边学习、边著述。
为什么要研究软法？这个与我在政协和党派工作经历有关。后来我们把一批法官召集到高法班这个培训班来，也是为了培育一支行政审判队伍。
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，人口多，区域差异大，资源有限，环境和生态保护压力大，发展中不平衡、不协调、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，实现更高水平的人权保障，任务依然十分繁重。但是，我认为，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力它是一对矛盾，这对矛盾你可以从不同角度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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